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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韩天雍编选《中国篆刻聚珍》第二辑第二十一卷《吴昌硕》

2018-04-12 16:40:13 来源:艺文类聚作者:韩天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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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第二十一卷《吴昌硕》

  吴昌硕(一八四四——一九二七),初名俊卿,字仓石,后改字昌硕,号缶庐、苦铁、破荷、大聋、缶道人等,中年后以字昌硕名世。浙江安吉人。曾做过一个月安东知县,后辞职。早年涉猎秦汉古玺、镜铭、封泥、切玉和汉凿、铸印之法,后经浙派而入邓派,中年私淑吴熙载、赵之谦,从而脱却自身习气,开创新的境界。精通诗文书画,专攻石鼓文,诗书画印四绝,堪称近代艺坛的集大成者。诗集有《缶庐诗》、《缶庐诗别存》,印谱有《削觚庐印存》、《缶庐印存》四集、《吴昌硕印存》、《齐云馆印谱》、《铁函山馆印存》、《篆云轩印存》等,书画集有《苦铁碎金》、《缶庐近墨》等。本文仅就吴昌硕篆刻艺术展开讨论。

  一、吴昌硕篆刻分期

  吴昌硕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生于浙江省孝丰县彰吴村(原属安吉县),十三岁时随父习篆刻。因太平天国之乱,与父亲背井离乡,尝尽人间冷暖。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应乡试而中秀才。其后,开始学习诗、书、金石学。二十九岁时随金杰赴上海、游苏州,结识艺苑名流。在杭州拜著名学者、经学家俞樾(一八二一——一九〇七)为师,学习诗词及古文字学。是年秋,与归安县菱湖镇的施酒(季仙)结婚。此时,号剑侯、香圃、逸光,常用号芜园、齐云馆。

  在三十六岁时所作的两面印“缶庐、芜青亭长饭青芜室主人”中,吴昌硕描述少年时期的苦难:“昔余避难山中,欲草根、树皮代粮而不可得,同谷长镵之叹,无以过之。以三字名吾室,亦痛定思痛之意。仓硕。”在七十八岁时所治的“同治童生咸丰秀才”一印的边款中描述道:“予生不辰,于咸丰十年庚申随侍先君子避洪、杨之难,流离转徙,学殖荒落。同治四年乙丑乱靖,广文潘芝畦师强曳之应试,乃入学。”少年时家境的流离转徙,学殖荒落,使得吴昌硕投身于艺术的决心更加坚定。在“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和“一月安东令”两印边款中,他自嘲:“官田种秫不足求,归来三径松菊秋,吾早有语谢督邮。”陶渊明曾做过八十日的彭泽令,而吴昌硕只不过是“一月安东令”。板桥更长,做了十年县令,也不过是“七品官耳”。因此,友人沈汝瑾在慰藉他去安东时作五言诗相赠,其中有句云:“骨贱难除傲,心孤欲近禅。”

  根据吴昌硕传记和遗印可以得知,他早年篆刻得力于陈曼生、徐三庚之法,此外又广泛涉猎西周彝器铭文,春秋石鼓,战国古玺,秦汉凿、铸印和切玉之法,以及汉碑篆额、晋砖汉镜、封泥古匋等,遂自成一家。以往徽派和皖派的篆刻家善于使用锐刀薄削,而以丁敬、蒋山堂为代表的浙派则提倡运用钝刀硬入,从而在气息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风格特征。缶翁在知天命之年,驱使浑厚的钝刀硬入,并保留了浙派特有的切刀之法,这也便成就了他粗头乱服、朴茂苍劲的印风。

  吴昌硕十三岁开始随父亲学习篆刻,但早期的均没有保留下来。目前所能看到的“寄驻西湖近六桥”一印,署名为“剑侯”,是已知吴氏最早的刻印,其中徐三庚的风格一目了然。同时也可以看出仿赵之谦风格的“程云驹字季良号子宽”印,和受吴让之影响的“读古人书”印。从三十七岁至五十二岁这段时间里,吴昌硕结识了许多影响自己一生的良师益友。

  吴昌硕三十七岁时刻“削觚”一印,此时寄寓在退庵老人吴云的两罍轩中,得以领略其收藏的三代彝器、古籍、碑版、古铜印等,从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于篆书摹印又进入了新的佳境,并着手拓印《削觚庐印存》。期间,他又拜在江南大儒俞樾门下,研修训诂小学、诗文。我们从“俞樾私印”的边款“曲园夫子大人诲正,门生吴俊卿谨刻”中,就可以看到他尊师重道、谨慎谦逊的态度。

  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五十二岁时,藐师作隶书联为赠,曰“缶无咎,石敢当”,吴昌硕因刻“缶无咎”一印相赠。藐师,即杨岘(一八一九——一八九六),字藐、见山,又字季仇,自号庸斋、藐翁、迟鸿轩主等,归安人,平生酷爱晋砖、汉瓦。吴昌硕仰杨岘为师,两人的关系亦在父子与师友之间。杨岘对吴昌硕刚毅超脱性格的塑造,亦给予了强烈影响。

  这段时间,吴昌硕有幸结识了大画家任伯年、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进士方浚益(?——一八九九)、内阁学士汪鸣銮(一八三九——一九〇七)、咸丰六年(一八五六)进士沈秉成(一八二三——一八九五)、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进士费念慈(一八五五——一九〇五)、光绪元年(一八七五)进士郑文焯(一八五六——一九一八),以及苏州的金石收藏大家潘祖荫(一八三〇——一八九〇),大收藏鉴赏家吴云(一八一一——一八八三),同治七年(一八六八)进士、金石学家吴大澄(一八三五——一九〇二)等人,他们均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学者、金石学家、训诂学家,或书画收藏鉴赏家、文物鉴定家等,这为吴昌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年以后,吴昌硕对吴让之的篆刻愈发倾倒,并以秦汉凿、铸印和汉封泥为主,广泛涉猎金文、古泉、砖瓦及石鼓文字直接入印。

  在“葛书征”一印的边款中,吴昌硕认为“方劲处而兼圆转,古封泥时或见之,西泠一派实祖于此”;在“昌石”一印中,“古匋器文字,得汉银印法”;在“聋缶”边款里谈到,“秦诏权量,用笔险劲,奇气横溢,汉人之切玉印,胎息于斯”;在“聋缶”印中曰,“刀拙而锋锐,貌古而神虚。学封泥者,宜守此二语”;在“吴氏、缶翁”两面印的边款中,谓“二字神味浑穆,自视颇得汉碑额遗意”;在“平湖葛昌枌之章”印的边款中则云,“汉有铸、凿各印,更有古拙而兼平实者。作是印,余年已七十有一,老眼昏瞀,信手成之,自视此中意味,介于铸、凿之间,犹作画者之兼工带写也。此非年少时锐意摹汉者所能臻此”;在“当湖葛楹书征”边款中又说,“书征先生鉴家属。拟汉印之精铸者,平实一路最易板滞。于板滞中求神意浑厚,予三十年前力尚能逮也;不意老朽作此,迥非平昔面目,其荀子所谓‘美不老’耶”;等等。这些流露在边款中的真知灼见,仍能随处可见。

  吴昌硕从五十二岁至七十岁期间,篆刻作品激减,在书画落款上也书写“病臂”二字。他在七十一岁时所作“葛昌枌印”的边款中写到:“余不治石几二十年,兹为祖芬先生仿汉官印之平实者,自视饶有古趣,然十指已痛如迸裂矣。”在“楚锾秦量之室”边款中也写到:“景张得楚锾金、秦鞅量,稀世珍也。属俊卿刻印,时病臂未瘥,为篆石,乞星州为之。”此时病臂,身体欠佳,代刀现象时有出现,或篆好印稿,让其子或学生代劳。

  二、印谱结集

  这里所述的早期印谱,国内学者对此项研究颇多。本文重点论述目前在日本所流行的吴昌硕先生的早期印谱。唐醉石于休景斋对署名“剑侯”的印记道:“吴君彦臣好蓄缶老刻印,毕生搜求得百余方,欲为谱而赉志以没。节庵三兄偶得吴君所藏者四十余方,拓入所集《缶庐印谱》中,吴君有灵,当感知遇。剑侯,缶老初号也,此印当在三十岁以前所作。”可见吴君对吴昌硕篆刻艺术独具慧眼,且有知遇之恩。

  三十三岁时编《齐云馆印谱》,亲笔书“吴俊昌石着”的题签,共收入五十五方印章。从《齐云馆印谱》创作的最初动机与来源,可以看出创作意向由陈鸿寿、徐三庚的印风向吴熙载、赵之谦发生转变的倾向。在吴昌硕平静的内心里还隐藏着另外一种倔强的性格——冲动、反抗、热情与好奇。

  有关手拓《削觚庐印存》,有许多版本。光绪九年(一八八三)有徐康题写封面的《削觚庐印存》,并题小跋:“苍石酷嗜石鼓,深得蜾扁遗意。今铁书造诣如是,其天分亦不可及矣。”收入吴昌硕四十岁时所作的六十五方印拓,为日本圆山大迂旧藏。

  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手拓《削觚庐印存》,有张定题签、杨岘题写封面,收录了吴昌硕四十三岁时所作的二十六方印拓,由日本园田湖城旧藏。

  另一种《削觚庐印存》,由杨岘题写封面,收录吴昌硕一百四十三颗印章,一帙四本,由日本山崎节堂旧藏。

  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缶庐印存》,一帙二本,收三十九方印拓。吴昌硕在自序中颇为自信地说:“余少好篆刻,师心自用,都不中程度。近十数年来,于家退楼老人许见所藏秦汉印,浑古朴茂,心窃仪之,每一奏刀,若与神会,自谓进于道矣。”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西泠印社辑《缶庐印存》,这恐怕是吴先生初任西泠印社社长之职以来,西泠印社所推出的重大的文化项目。该印谱一帙四本,收二百二十一方印拓。杨岘在题序中说:“昌硕制印,亦古拙,亦奇肆,其奇肆正其古拙之至也。方其睨印踌躇时,凡古来巨细金石之有文字者,仿佛到眼,然后奏刀。砉然神味,直接秦汉印玺,而又似镜鉴、瓴甋焉。”在《缶庐印存》第二集中,有吴昌硕自题诗句:“凿窥陶器铸泥封,老子精神本似龙。只手倘扶金石刻,茫茫人海且藏锋。”

  在《缶庐印存》第三集里,有当湖葛昌楹在序言中的高度评价:“今昌硕吴先生以书画名海内,而其篆刻更能空依傍而特立,破门户之结习,絜长去蔽,自为风尚,盖当代一人而已。”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也出版了一套《缶庐印存》,共收一百四十四方印拓,一匣八本,有藐翁杨岘题序、长水寐叟沈曾植题序和苦铁自记。

  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刊《观自得斋印存》,徐士恺辑,收一百四十八方印拓,一帙八本。在其吴昌硕小传中介绍:“吴俊卿,字苍石,号苦铁……受知于沈仲复、吴平斋、陆存斋、杨藐翁诸公,故学有根柢。喜学石鼓,刻印专宗秦汉,浑厚高古一如其书。晚年兼工花卉,专以气韵,在青藤、白阳之间。”

  在吴昌硕先生逝世二十三周年纪念展览会上,在日本发行了一帙二本的《缶庐印存》。

  《苦铁印选》,方节庵辑,一九五〇年宣和印社刊行,一帙四本。该书收录吴昌硕先生四百三十余方原印印拓,是当时最多的一部印谱。海门王贤在序言中写道:“今年自春徂秋手拓《苦铁印选》,举其私藏并借自友人凡四百三十余方,编为四卷,属贤为序。受而读之,乃知胪举之博,为他谱所未有。少作面目尤多,神态各殊,有与中年以后截然两度,使人不敢置信者。惟家人及故旧门生,审知为真迹耳。然则是谱之作,虽不能谓为全豹,已可见其取径之广,殖基之厚,旋转曲折,然后开中晚年之奇境。独立苍莽,殆欲前无古人,后之学者欲寻源审变,融会贯通,必将于是焉求之无疑也。”

  一九七七年日本书学院根据此本也刊行了一套十三册的《苦铁印选》。此外,还有马公愚题签《吴昌硕印存》一集,收印拓四十二方;二集,收录二十九方;三集,收录三十方。另外,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由日人松尾谦三所辑的《清朝名人印影》中,也收入吴昌硕印拓五十方。西川靖盦题签《乙酉劫余继述堂所藏印谱》,收入吴昌硕印拓十二方;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钱瘦铁题签《缶庐印存》,收入吴昌硕三十三方印拓。

  三、与日本友人的交往

  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浙派篆刻家丁辅之、王福厂、叶为铭、吴隐等四人相聚西湖,在孤山研讨印学,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创立了印社。一九一三年,举行建社十周年纪念大会时,正式定名“西泠印社”,并推任吴昌硕先生为首任社长。吴昌硕先生遂名扬海内外,日本篆刻家河井仙郎、长尾甲也前来拜师并成为首批日籍社员。与此同时,日本友人索求书画、治印者络绎不绝。“东作”“日下鸣鹤”“日下东作”“野鹤”“鹤寿千岁”等印,即是吴昌硕先生为日本近代碑学派书法大家日下部鸣鹤所作的自用印(现藏日本新泻大学)。日下部鸣鹤(一八三八——一九二二),名东作,字子旸,号野鹤、老鹤、鹤叟等,近江彦根人。一八八〇年,杨守敬(一八三九——一九一五)赴日时在日本书坛刮起了碑学派旋风,日下部鸣鹤同岩谷一六、松田雪柯一起拜师于门下,遂成为日本碑学派书道的巨星。

  吴昌硕先生在四十八岁时,曾为日下部鸣鹤先生刻过“日下东作”“子旸”两方印章。河井荃庐在二十八岁时摹刻这两方印章后,致信吴昌硕先生,翌年,便决意来中国游学。河井荃庐(一八七一——一九四五),初名得,字子得,后改名仙郎,京都人。篆刻初随筱田芥津学浙派印风,继而去上海问学于吴昌硕先生。此后,从秦汉古典到近代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博涉融会,自树一帜。其印风,一直领袖群伦,君临于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代。

  “长尾甲印”“雨山居士宝之”等印,是吴昌硕先生为日本友人及弟子长尾雨山所刻。长尾雨山(一八六四——一九四二),本名甲,字子生,通称槙太郎,自号雨山居士。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与河井荃庐为西泠印社首批日籍社员。曾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京帝国大学讲师。明治三十五年(一九〇二)辞去所有职务,移居中国上海,至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归国。曾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主管编译工作。

  “藤氏炳卿”“炳卿”印,是吴昌硕先生七十四岁时为日本东洋学者内藤湖南所制。内藤湖南(一八六六——一九三四),本名虎次郎,字炳卿,秋田人。曾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等职,精通中国传统文化,擅长诗文,精于书画鉴赏,被仰为史学界泰斗。

  “犬养毅印”“子远”“毅”“木堂”“宝兰亭斋主人”等印,则是为日本大政治家犬养毅所刻。犬养毅(一八五五——一九三二),字子远,号木堂,冈山人。历任日本《报知新闻》记者、日本立宪国民党总裁、政友会总裁,一九三一年任首相。“五一五事件”时被刺杀。着有讲演录《木堂翰墨谈》。

  吴昌硕又为日本诗书画印全能的文人画大家富冈铁斋先生治“铁斋外史”及“东坡同日生”“富冈百錬”诸印。富冈铁斋(一八三七——一九二四),名百錬,字无倦,号铁斋,别号铁史、铁崖、铁叟等,居室无量寿佛堂、聚苏书院、魁星阁等。他与罗振玉、吴昌硕友善,家中悬挂的匾额“曼陀罗窟”,即为吴昌硕所书。

  “节堂”一印,是为日本京都东本愿寺住持石川舜台所刻的自用印。石川舜台(一八四二——一九三一),号节堂,为日本皇室所藏《贺知章孝经》的旧藏者。此印原为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一八八五——一九七六)的珍藏品。

  “无量寿佛”“公望之印”,是吴昌硕先生己未(一九一九)初春为西园寺公望先生所刻。西园寺公望(一八四九——一九四〇),雅号陶庵、不读、竹轩,别号无量寿佛。日本政治家、教育家,善书法。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历任枢密院议长、政友会总裁、首相,日本帝室元老。

  吴昌硕先生在八十三岁时曾为日本友人大仓喜七郎制八方印章,前四方印“静胜轩”“天籁阁藏”“听松”“喜从心”,均为吴昌硕先生落墨篆石,先命藏龛儿刻成,再修饰后完成。刻后四方印“大仓喜七郎之印”“还读书庐”“听松”“成德堂珍藏”,在印章边款中写道:“今为大仓先生破格作此,臂痛欲裂,方知衰暮之年未可与人争竞也。”大仓喜七郎(一八八二——一九六三),号听松,室号成德堂、还读书庐。大仓喜八郎之子,为大仓财阀第二代总代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也是日本最初私立美术馆大仓集古馆的第二代传人。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大仓喜七郎在帝国饭店创立了日本棋院。

  四、小结

  吴昌硕先生的诗书画印堪称“四绝”,其篆刻艺术更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个性特征,是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艺术大家。沈曾植评论道:“翁书画奇气发于诗,篆刻朴古自金文。”吴隐在所刻“锐侯心赏”一印的边款中认为:“近日东南数省刻印家,以吴昌硕大令当第一巨擘。其篆法皆由古籀、古玺、陶器错综为用,高古浑厚,莫与为比。近人学此者实繁有徒,然未能得其精神于万一。”马衡在“叔平审定金石文字”的边款中说:“近代刻印家能自立门户者,惟赵撝叔、吴昌硕二人。赵长于白文,吴长于朱文;吴易学而赵难学,此赵之所以优于吴也。”沙孟海先生对吴昌硕篆刻的评价:“他在篆刻上创造性的成就,给予六百年来篆刻学的发展,推向到一个新的高峰。”其天时、地利、人和,吴昌硕先生真可谓独领风骚。

第二辑第二十一卷《吴昌硕》

本卷编选:韩天雍

  韩天雍,1957年6月生,辽宁沈阳人,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文字书法创作研究学科带头人,日本文化研究学者。师承沙孟海、刘江、欧阳中石先生。1984年获辽宁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士、1992年获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文学硕士、2001年获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古文字书法创作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甲骨文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硕博学位论文通讯评议专家、日本岐阜女子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

  创作以古文字书法为中心,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学术邀请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日本爱知县艺术馆等举办个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钓鱼台国宾馆、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及海内外收藏家所收藏。1998年以来作为日本文部省招聘教授先后九年赴日本岐阜女子大学讲学。并在日本筑波大学、大东文化大学、学艺大学、北海道大学举办学术讲座。此外,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讲学。2015年10月获“意大利米兰世博会艺术功勋奖”。2015年担任中国邮政“一带一路”邮票集中国艺术形象大使。

  多次担任国家级学术主持,2013年4月担任中国甲骨文书法高峰论坛学术主持;2014年12月作为中方代表出席日本东京甲骨文书道展,并作甲骨文书法创作主旨讲演;2015年4月在中国美术学院召开的国际甲骨文艺术高峰论坛暨中国甲骨文艺术学会筹备会担任学术主持;2016年策划主持第二届全国篆书书法大展;2017年担任学院风骨——当代书法专业博士作品巡回展暨学术论坛长沙站学术主持;2017年策划主持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40周年——全国古文字书法篆刻大展及论文与文献展;策划主持“止于至善”——韩天雍、刘灿铭、叶军三校师生书画展被中国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日本NHK等国内外多家媒体专题报道。

  着有《日本篆刻艺术》《三笔三迹》《佛教写经》《中日禅宗墨迹研究》《历代名家篆刻边款释文集成》等。《中日禅宗墨迹研究》论着获国家“十一五”社会科学艺术基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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